415期・Cover Story 台灣篇

關稅調整、產業分化與匯率變動交織

AI高成長之後 台灣產業結構的下一階段觀察

撰文／陳玉鳳　圖片提供／Shutterstock

台灣2025年全年的實質GDP成長率大幅上修至7.37％，為近15年來新高，這場爆發性成長的主要動力，來自全球對AI基礎設施的瘋狂投入。我國主計總處初步估計，AI伺服器、高階晶片及先進封裝等相關投資的持續擴增，是支撐2026年GDP仍能持續成長的關鍵。 

然而，在2025年的耀眼時刻後，國際機構和台灣本土智庫已提出警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對台灣2026年的實質GDP成長率預測持謹慎態度，僅預估為2.1％，相較於2025年的高點有顯著下修。主要的理由除了高基期效應外，更在於全球成長趨緩與供應鏈區域化對台灣外需的持續壓抑。 

中華經濟研究院預估2026年經濟成長率為3.54％。院長連賢明指出，2025年成長高度仰賴AI相關產業，AI基礎建設與生態系仍是2026年的主要支撐，但高基期效應壓力難以避免。 

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也指出，在歐美、日本與中國大陸經濟同步降溫且全球貿易成長率下滑的情況下，台灣在經貿與產業都將面臨挑戰，須逐一克服，不能僅依賴前一年的景氣慣性。尤其歐美央行雖可能結束升息，但高利率對終端消費的滯後性影響將在2026年持續顯現。 

AI產業領先 產業結構差異擴大 

在全球經貿環境變動下，美國針對台灣輸美產品實施的2成關稅政策，成為影響台灣經貿表現的重要外部因素。雖半導體產業因其不可或缺的戰略地位而暫時獲得豁免，但對機械、紡織、塑化等傳統產業而言，關稅提高使出口成本上升，進而影響產品在美國市場的價格競爭力。 

不過，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整體受到關稅的影響仍相對低。美國媒體《Politico》分析顯示，美國自台灣進口商品中，僅約23％被課徵緊急關稅，比例在華府主要貿易夥伴中為最低；另有42％商品獲得關稅豁免，其餘35％則適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款，且目前美方尚未依該條款對台灣半導體課稅。相較之下，日本、韓國分別有26％與28％商品遭課稅，歐盟與英國為36％與32％，而中國大陸、越南、印度與加拿大的課稅比例皆超過50％。顯示在現行美國關稅政策架構下，台灣出口結構仍保有相對優勢。在此背景下，台灣產業發展逐步呈現出明顯的「K型結構差異」。 

在「K型」的上行部分，以半導體與資通訊產業為核心，維持相對突出的競爭優勢。孫明德指出，當前台灣經濟已呈現高度分化的結構，現階段具備高附加價值與技術門檻的，主要集中於與AI直接相關的產業。相較過去被歸類為科技業的筆電、手機與組裝產業，隨著產線逐步外移至越南或印度，其產業性質更接近傳統製造業，拉大不同產業間的表現差距。 

摩根大通資產管理的分析報告指出，受惠於AI資本支出需求，資通訊及電子零組件占台灣總出口比重已逼近80％。隨著AI基礎建設與生態系建構延續，高階半導體與記憶體產業在2026年仍具成長動能。高科技廠商亦利用關稅豁免條件，持續投入高階技術研發與產能擴張，成為支撐台灣經濟的重要力量。 

相對而言，在「K型」下行部分，一些傳統產業面臨經營環境調整的挑戰。機械、紡織、金屬扣件與自行車零組件等產業，由於產品附加價值較低，關稅成本較難完全轉嫁給美國買家，利潤空間因此受到壓縮。台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指出，美國市場長期為台灣工具機與關鍵零組件的重要出口地，隨著關稅提高，部分訂單轉向墨西哥、越南等地。工具機大廠東台精機坦言，面對關稅與客戶在地化要求，公司須同步評估海外生產與供應鏈重組，以維持既有市占與競爭力。 

回應關稅環境變化 產線布局多元 

面對關稅壓力，台灣產業對外布局加速呈現兩種方向。AI、半導體與高階電子仍高度依賴美國市場與需求，但去風險化趨勢迫使這些企業須加速在美國、墨西哥、日本等地投資設廠，將部分先進封裝（如台積電 CoWoS）和晶圓製造移至境外。這也導致資本支出結構的變化，部分本應在台灣進行的產能擴張，轉移至海外，這對於台灣本土的設備、廠務工程和供應鏈是一個長期的結構性挑戰。 

傳統產業方面，包括鋼鐵、石化、紡織等產業，過去30年受惠於中國大陸高速成長，未來則須逐步轉向東南亞（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及孟加拉等新興市場。紡織業者遠東新世紀指出，全球品牌客戶愈來愈重視供應鏈的關稅與產地彈性，使台灣紡織廠須提前布局東南亞與其他生產基地。業者普遍認為，產能外移並非單純追求低成本，而是為維持與國際品牌的長期合作關係。 

台灣在全球經貿體系中，仍存在一項限制，亦即台灣是高度依賴外銷的製造基地，然而並未具備足夠規模的終端市場。由於內需人口與消費量體有限，台灣在國際貿易談判或關稅摩擦中，較難以市場開放或採購規模作為交換條件，談判空間相對受限。 

也就是，當關稅、貿易政策或地緣政治風險升溫時，缺乏內需市場作為緩衝，使台灣更容易直接承受衝擊，也使企業在全球布局上，須更審慎分散風險來源。連賢明提醒，傳產困境凸顯政府須加速與貿易夥伴的談判，爭取為受創產業爭取合理的貿易環境，並更積極開拓美國以外的市場，特別是歐洲、東協（ASEAN）及新興經濟體，以分散過度集中的市場風險。 

兼顧競爭力與外部條件 匯率政策面臨取捨 

關稅帶來的經貿壓力，也直接反映在匯率市場，考驗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智慧。傳統產業出口的衰退，預期將減少外匯收入，對新台幣匯率構成貶值壓力。然而，新台幣貶值對傳產而言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貶值可抵銷關稅衝擊，幫助產品維持價格競爭力；另一方面，對高度依賴進口原料的產業，貶值將推高進口成本，進一步壓縮利潤，可能加劇國內輸入性通膨。 

然而，2026年新台幣亦存在強勁的升值可能性，這主要源於台灣在高科技產業的結構性優勢與資本帳的持續流入。由於AI需求爆發，台灣半導體和資通訊產業的出口仍持續暢旺，帶來龐大的貿易順差。更關鍵的是，這項AI熱錢的流入已從單純的貿易順差擴展到資本帳，國際資本看好台灣在全球AI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大量資金湧入台灣股市與相關產業進行投資。摩根大通資產管理指出，台灣高科技企業的獲利前景在國際市場表現突出，持續吸引國際資金停泊，對新台幣形成強大的升值支撐力量。 

這種升值壓力也與美國潛在施壓有關。美國對台灣匯率關注的核心原因，在於台灣對美國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已觸及美國財政部檢視各國是否涉及匯率操縱的標準。雖然我國央行與美國財政部在2025年發布的「匯率議題聯合聲明」中強調，美國財政部在磋商過程中，從未要求新台幣升值，但這並不意味沒有壓力。聯合聲明中的關鍵條款︰雙方確認將避免操縱匯率，以免阻礙國際收支有效調整或取得不公平競爭優勢。部分專家將此解讀為美國要求新台幣進行更有效調整的暗示。 

更重要的是，央行承諾將按季公布干預匯市的金額，這項措施實際上約束央行的「阻升」能力，使新台幣的走勢更傾向於反映高科技出口和國際熱錢流入所驅動的市場供需。因此，中央銀行在2026年的貨幣政策，將在貶值（來自傳產關稅壓力）與升值（來自高科技與國際熱錢）的雙重壓力下，面臨極大的挑戰。 

企業信心趨於保守 景氣評估轉為審慎 

關稅與結構性壓力也反映在企業信心和實體經濟活動上。據鄧白氏（Dun& Bradstreet）《台灣企業樂觀指數調查》（BOI）調查，台灣2025年第四季的企業樂觀指數已低於100（約95），代表企業整體對未來景氣偏向不樂觀。雖AI相關企業仍樂觀期待，但多數傳產與中小企業信心不足，這種情緒上的低迷，是潛在經濟放緩的早期指標。 

整體來看，台灣在2026年將面臨結構調整的考驗。AI高速成長放大產業分化，也凸顯外需依賴的風險。展望未來，除了期待AI再創高峰，台灣經濟更需謹慎分散風險、強化產業體質，讓成長走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