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能源轉型、供應鏈重組,到AI與資料中心帶動的算力需求,基礎建設的角色已明顯擴大,從單純的公共工程延伸至牽動產業升級、國家安全與地緣布局的重要投資。
世界經濟正走入基礎建設擴張時代。從美國、歐洲、印度、中東到東南亞,多國已將基礎建設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支撐產業轉型與維繫社會運作的核心工程。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評估,若基礎建設投資持續進行,至2033年可望為美國GDP帶來約8,000億至1兆美元的累積貢獻,其中交通、能源與科技相關投資為主要來源。
歐洲則以能源轉型為主軸,擴建離岸風場、氫能設施與跨國電網,同步加速數位基礎建設;中國大陸透過內需政策與大規模都市更新,持續擴張鐵路、港口與電力網路,並藉由海外基礎建設專案強化其在全球南方的關鍵影響力。
印度以高速鐵路、智慧城市與港口現代化作為製造業升級的關鍵推手,其中,位於孟買周邊的尼赫魯港(Jawaharlal Nehru Port)作為印度最大貨櫃港,正透過碼頭自動化與數位化升級,強化出口製造的物流效率;印尼、越南透過基礎建設改善,吸引跨國企業轉移產線;中東國家則以沙烏地阿拉伯「新未來城」(NEOM)與阿聯酋港口網路等百億美元級計畫,積極重新定位自身在能源、物流與科技版圖的角色。
另根據富蘭克林於2025年底發布的研究,若將時間軸拉長觀察,這一波基礎建設熱潮呈現出長週期資本投入的清晰輪廓。該報告引述《彭博資訊》預估,至2050年全球基礎建設總支出將達13.5兆美元,折算每年約6,000億美元,其中約8成屬於既有設施的維護、加固與汰換。這意味著,未來基礎建設投資的重心,除新增建設外,同時著眼老舊設施更新、系統韌性提升、電氣化進程,以及因應極端氣候與供應鏈重組所帶來的長期需求。
此研究亦指出,基礎建設的內涵持續擴大,投資範圍逐漸分化為兩大軸線。傳統基礎建設涵蓋住宅、交通、能源與工業設施,其動能多與政府財政支出、戰後重建、人口與產業基礎需求,以及製造業擴張密切相關。新型態基礎建設則包括資料中心、雲端運算設施與5G網路,成長動力來自AI發展、數據需求快速增加與企業數位轉型。當傳統基礎建設遇上AI所驅動的新型態基礎建設,電力、輸配電系統、工程服務與基礎材料需求將同步被放大,形成彼此拉動的投資格局。
回顧基礎建設的歷史演進,戰爭過後,為了恢復交通、能源與城市機能,各國須快速重建受損設施,因此戰後重建是推動各國大規模投入公共工程的關鍵因素。根據聯合國、歐盟和世界銀行評估,重建加薩需超過700億美元,即使資源全面到位、國際援助最樂觀的情況下,也需數十年才能讓當地經濟恢復2023年10月的戰前水準。
再者,2025年2月,美國總統川普開始積極介入烏俄戰爭的停戰協商,儘管至今仍充滿不確定,市場已提前關注戰後復甦所帶動的基礎建設需求。根據歐盟與世界銀行評估,烏克蘭戰後重建規模至少達4,860億歐元約(5,600億美元),相當於其戰前GDP的3倍。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城市重建與住房修復報告,戰後初期的基礎建設需求多半由材料端率先啟動,鋼材與水泥用量往往增加約30%至40%,帶動建築材料產業成長,並進一步拉動工業設備、施工機械與工程服務的投資。隨著能源設施逐步修復、交通系統展開升級,對鋼鐵、混凝土、鐵軌等關鍵材料的需求將延續擴大,供水與通訊等公共設施亦隨之成為重要投資重點。
然而,戰後重建規模愈大,執行難度亦升高。以敘利亞為例,2011年內戰前,其全國電力裝置容量約9.5GW,主要依賴天然氣與燃油發電;內戰期間,電廠遭到破壞、輸電網中斷,油氣田亦被不同勢力分割占據;至2025年,敘利亞僅剩約1.6GW的可用發電容量,供電不穩已成為常態。
根據《路透社》報導,在內戰歷經14年後,部分美國能源企業開始評估進場可能性,投資規劃涵蓋油氣田重啟、聯合循環燃氣發電廠(CCGT)建設與輸電網路升級。
同時,海灣國家資金亦提前布局,2025年5月,敘利亞政府與卡達UCC Holding簽署70億美元合作備忘錄,內容包括興建4座聯合循環燃氣電廠與一座裝置容量1,000MW的太陽能電廠。伊朗與俄羅斯相關企業亦透過雙邊協議,參與油田技術、人員訓練與煉油設施修復。
然而,油氣產地分裂、設備損毀嚴重、資金缺口龐大,再加上政治與安全風險居高不下,使重建進程充滿變數。事實上,即使在外資評估進場的同時,敘利亞部分地區仍面臨軍事衝突,凸顯戰後重建並非單純的工程問題,而是高度依賴治理與安全環境的長期工程。

能源始終是各國最為重視的基礎建設之一,其重要性不僅關乎民生與經濟運作,也直接牽動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布局。以近期國際焦點之一的委內瑞拉為例,川普在談及該國能源重建時表示,美國正評估透過補貼機制吸引能源企業投入資金,協助重建石油與能源基礎設施。
川普在接受《NBC》專訪時提到,翻修委內瑞拉老化的能源基礎設施,理論上可在18個月內完成,但前提是投入龐大資金,初期由石油公司先行出資,後續再透過政府補貼或未來石油收入回收。
不過,多數大型國際石油公司態度仍偏保守。能源專家普遍認為,重振委內瑞拉石油產業可能是一項長達10年的工程,整體成本甚至可能超過1,000億美元,顯示能源基礎建設雖具有高度戰略價值,其執行風險與不確定性同樣不容忽視。
相較於傳統基礎建設高度受地緣政治與公共政策影響,新型態基礎建設的成長速度則與AI演進高度連動。
美國推出規模達5,000億美元的「星際之門」(Stargate)計畫,目標建置AI超級資料中心群,並整合AI晶片與能源技術;歐盟推動2,000億歐元「InvestAI」計畫,規劃在多個成員國建立AI資料中心;中國大陸在大型語言模型加速導入後,公私部門同步擴大AI運算與基礎設施投資。韓國方面,Stock Farm Road(SFR)投資集團亦規劃興建大型人工智慧資料中心,投資規模上看350億美元。
資料中心快速擴建,電力需求成為瓶頸。預估至2030年,AI相關應用將為美國帶來約99GW的新增電力需求,其中約一半來自天然氣等傳統發電來源,核能、太陽能與其他再生能源則分擔其餘需求。
為填補此一缺口,再生能源新增裝機量年成長率須自目前約6%提升至15%~16%,並預計於2030年前投入800億至900億美元。彭博資訊指出,美國在電網韌性、電氣化、設備汰換與AI投資方面具結構性優勢,未來5年資本支出規模可望相當於過去10年的總和。
隨著基礎建設投資進入長週期階段,各國政府的角色亦出現明顯轉變。過去,基礎建設多仰賴政府預算或公共工程支出,如今則逐步轉向政府引導、民間資本放大的混合模式。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研究指出,面對高齡化、能源轉型與氣候變遷帶來的長期支出壓力,多數已開發國家難以僅靠財政預算支應龐大的基礎建設需求,促使政策設計轉向吸引民間資金參與,由公共資金承擔初期風險,提高專案的可投資性。
這樣的模式已反映在多項大型計畫中。上述美國以AI基礎設施為核心推動Stargate計畫、歐盟的InvestAI,以及中東國家主導的智慧城市與能源專案,皆由公共部門提供政策架構、補貼或制度保障,實際資本投入則高度仰賴企業與金融市場。世界銀行亦指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在能源、交通與數位基礎建設領域的占比持續上升,顯示政府正由最大出資者,轉為風險分攤者與制度設計者。
這種轉變,一方面反映各國財政空間受限,另一方面也顯示基礎建設逐漸被資本市場視為具備長期現金流潛力的資產類別。麥肯錫研究指出,退休基金、保險資金與主權基金對基礎建設資產的配置比重明顯提高,主因在於其投資回報結構相對穩定,且與傳統股債資產的相關性較低。在高利率與市場波動持續的環境中,基礎建設正逐步成為分散風險的重要投資工具。
然而,資金結構的轉變,也使投資評估標準趨於嚴格。當基礎建設投資愈來愈依賴民間資本,則工程可行性、回收期、法規穩定性與政治風險,便成為資金是否進場的關鍵條件。以戰後重建為例,雖需求明確,但實際資金到位速度往往慢於市場期待,反映投資者對治理品質與制度穩定性的高度重視。
隨著投資進入長週期階段,產業鏈內開始出現結構性分化。對工程承包、重電設備、輸配電與電網相關業者而言,全球電網現代化與資料中心擴建帶來明確且持續的中長期需求,使訂單能見度提高並拉長週期,讓企業可提前展開產能規劃。標普全球研究指出,這些領域的需求曲線呈現相對穩定。
然而,這股需求的強勁並不代表整體產業鏈都能無縫銜接。《金融時報》分析指出,銅、鋼材與高壓設備等上游供應持續受限,成為電網與大型基礎建設計畫進度的主要風險來源。即使需求確立,短期仍可能因人力、交期及行政程序未能跟上,使企業的財務表現與實際產業前景出現時間差。
對企業與投資者而言,能否精準判斷需求來源、區分政策與市場驅動的差異,並在政治、法規與工程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將決定能否真正分享這一波超級週期的成果。
整體而言,面對全球快速變動的環境,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規劃具前瞻性的建設藍圖,正考驗政府與產業的應變力與整合能力。能源轉型、數位需求與城市更新的相互影響,驅動基礎建設持續演變,也促使各國重新檢視制度、效率與協作方式,以期透過基礎建設的啟動,塑造國家及產業的未來競爭力。■

指政府透過制度設計,引入民間資金、技術與營運能力,參與公共建設的投資、興建與營運,以分攤財務與風險負擔,並提升公共服務效率與品質。